珠三角“打工诗歌”的文学精神

2021-07-22 10:33:23 阅读:

20世纪80年代伊始,“打工文学”在广东深圳、东莞等地萌芽并流行起来,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。与此同时,发轫于珠江三角洲的“打工诗歌”在民间产生深远影响,并引起诗坛的密切关注。珠三角“打工诗歌”的发展道路,与中国主流诗歌相比,尤为复杂曲折,在广东佛山、惠州、东莞、深圳、珠海、江门等城市生根发芽,并逐渐扩散至全国范围。

“打工诗歌”的诞生,与改革开放之后的“打工潮”密切相关。作为漂泊南方的打工者,在工余时间写作,成为底层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。打工者的身份及其诗歌的艺术性和精神性,受到学术界关注,学者都将笔触指向打工诗人群体,试图从中探寻人类迁徙历程中的文学精神。本文通过对“打工诗歌”语境的自信性、素材的精神性、精神的时代性进行阐述,探讨“打工诗歌”的文学精神,这对研究打工诗歌走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一、珠三角“打工诗歌”的内涵及发展

近年来,打工诗歌通过官刊、民刊、网络等各种渠道广泛传播,在广州、深圳、佛山、中山、惠州、东莞、珠海、江门、肇庆等珠三角地区展现诗歌的魅力。诗歌的传播,将打工者的生活现场带到文学影像中,被世人所熟知。

在“打工文学”谱系中,“打工诗歌”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打工诗歌实际上是底层文学的一个分支,其书写底层生活现场,倾诉漂泊者的思想和情感,还原与记载底层生活的原生态场景,是一种由打工者参与创作的诗歌类型。对于“打工诗歌”的兴起,《佛山文艺》《打工族》等打工杂志起到了纽带作用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,《佛山文艺》的“星梦园打工诗人流行榜”和《外来工》(《打工族》前身)的“青春驿站”,持续地刊发珠三角罗德远、任明友、张守刚、陈芳、王承东、步缘等一批打工诗人的诗歌习作。他们的作品发表,慢慢地在打工群体内产生效应,作者以发表为荣,并广泛传播。1995-2008年期间,珠三角报刊市场销售二十多种刊登打工文学的“打工期刊”,打工诗歌也占有相当篇幅,慢慢地激发了打工者的创作热情。随着传播力度的加大,投稿量激增,打工群体中的“诗人”不断涌现。

2001年,打工诗人许强、罗德远、徐非、任明友在惠州创办《打工诗人》报,选发17位作者的诗歌习作。随着报纸的影响扩大,1~9期的《打工诗人》报被转载率竟达到了近80%,印数则从创刊的500份增加到5 000份。《诗刊》《星星诗刊》《北京文学》等主流文学刊物辟出大量篇幅转载《打工诗人》的作品。2002年,步缘组织打工诗人在珠海前山创办打工诗报《山脚下》;2004年11月11日,步缘在珠海香洲创办《绿荫诗报》,主要刊登打工诗歌及评论,对打工诗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。

打工诗歌来自打工诗人的生存现场。这些素材的现场,是一个充满机械的喧闹声、油渍味道的场景。打工诗人将长期的忍耐、生活体验以及生存的焦虑转化成文字,通过诗歌文本,书写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情感元素。这些充满打工生活场景原生态的文字,逐渐受到文学界的关注。

二、语境的自信性

在中国文坛上,作家的自信性略显缺乏。打工诗人却与众不同,在文本自信和思想自信方面,表现得令人振奋。例如,创办“叶光荣诗歌奖”的佛山打工诗人叶光荣,担任该地丹灶某校巴司机。他扶持几名酷爱诗歌、怀有文学梦想的年轻人继续努力创作。他曾在公开场合表示:“写诗,已成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”这便是语境自信性的显现,给人一种无形的力量,催人成熟,也催人上进。

语境的自信,珠三角打工诗人比比皆是。惠州打工诗人黄成龙不论在诗歌语境里,还是创作的意图方面,一直流露对文本的自信,其作品朴实、可信。例如,《三十而立》一诗中,诗人写道:“如果,春天里没有什么灾难和变故/气压从此升高,挤开鱼缸里的水面/就这么,鱼跃龙门……”一个诗人,他驾驭文字的状态,直接反映在字里行间。以上诗句流畅地表达,是一种自信的表现。这在诗歌里,能够令人获取一种向上的力量。而诗中的“灾难和变故”,是一种对人生挫折的描述。诗人用“如果”假设一种状态,同样是一种敢于面对生活各种困难的自信。诗人张况曾说:“新诗要回归心灵,建立自信,从文学角度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审美标准。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以后,自然就会创作出有积极意义、有心灵启迪、有拯救品格的好作品,这样中国文学才能不断地为社会、为百姓输送更多的正能量。”若以“建立自信”来阅读黄成龙的诗歌,人们便会发现其中的“自信”。再来看看《三十而立》一诗后半部分,诗人这样写道:“允许花朵败如成疾/我将交出时间和空间/让成千上万只蝴蝶/编织成一座花园,守在门内。”这些诗句,隐含着坚强的意志。“允许”是一种态度,“交出时间和空间”是一种勇气,是一种人生价值观。这些隐藏在诗行中的意志,需细嚼方可领会。而自信不仅体现在意境里,还呈现在“流畅的语言上”,使诗之境界更深一层。

中山打工诗人徐林跟许多诗人一样,将大部分精力投入诗歌创作。2003-2009年,全国网络诗歌论坛比较火热,徐林制作个人电子诗集,通过QQ群、博客等载体广泛传播诗歌习作。曾有诗友把电子诗集印成纸质诗集收藏起来。徐林在网络论坛公开说:“拥有了诗歌这门手艺,我内心的城池便不再空虚……允许诗歌占领我精神的高地,这是我一生的幸事。”现实生活中,爱好诗歌的打工者,的确把诗歌当成精神食粮。他们乐此不疲,全身心投入到诗歌创作中,切磋诗艺、交朋结友,享受诗界之外没有的“待遇”。与此同时,语境的自信性还体现在当地的诗歌创作氛围。例如,东莞、深圳因打工群体比较集中,诗歌創作也营造出浓烈的氛围。此外,地市级作协举办的文学活动,对打工诗歌创作也起着推动作用。此外,官方和民间组织的出书项目,对打工诗人创作更是起到激发的作用,如中山的诗人结集出版《黄金在天上舞蹈——中山先锋诗十四家》;深圳阿翔、李双鱼等创办《大象诗志》;珠海诗人陈剑文创办《情诗季刊》;东莞创办《行吟诗人》;步缘、陈芳创办《绿荫诗报》;珠澳诗人创办《读诗》等。

细读珠三角打工诗歌,人们可以罗列出一大串诗人名单,如罗德远、黄吉文、陈芳、郭道荣、李楠、林少恩等诗友。在打工诗歌作品中,打工诗人能够流畅地将内心的世界充分表达出来,也令一个人在工作繁重之余,能够深入文学的精神空间之中,激发自己的文学创作步伐不断前进。

三、素材的精神性

说到素材的精神性,诗人郑小琼的诗歌作品是典型的范本。郑小琼诗集《玫瑰庄园》中《红尘的黄昏》一诗,讲述了人生的一种无奈:“回忆布满黄昏,掩面而泣的远游女子/后花园宁静的气息,时光像一条/下午的河流远逝,碎裂的鳞片闪光/青春在水中鸣叫,秋天多病而忧郁/站着的祖母跟随南方来的鸟哭泣/从空空的花园到萎缩风中的花盆/宿命的玫瑰,枯死的树长出新皮。”又如,中山打工诗人陈芳在《在草垛上》一诗中写道:“在草垛上,像收获了整个秋天/摸到醒着的谷粒/似没有了暗处/星星站在头顶,云朵秋草一样/不同的形状/像打下的暗语/那些个喊着小孩归家的大人/把山谷掏空/一条河流很兴奋,头也不回地走远/房子如折叠的卡片/被黑夜收拢/扬灰的稻场,一股冲天的亮色/如点燃的舞蹈/瞭望中/这幅画,被归鸟的翅膀/无意带走。”这些诗歌令人回味无穷,一个普通的素材,如何经过加工提炼,变成一个富有精神性的素材呢?这是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,需要作者具备一定的功力。深圳诗人李双鱼在《初衷》一诗中写道:“夜色褪尽,轻浮繁华景象/红灯笼依然高挂/还记得水池边,初见你时/荷叶初展,荷花初绽/你身骑白马,一袭青衫/马蹄得得/如雪落在我眉间。”无独有偶,罗德远在一篇文章中如是说:“文学让我学会以一颗平常心面对挫折和浮沉,拥有冷静、成熟与坚强。历经乡村生活、打工底层和文字工作三种迥然不同的人生,当我试图关注现实底层与弱势群体时,感觉内心健康而明亮。”这些诗歌素材,其实是经过诗人的精心过滤、细细筛选,从而形成的一种精神。

游离在中山和东莞之间,王承东没有属于哪座城市的念头。他作为品质检验员,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大量文章投给杂志,他说,真情实感比技巧更重要,虚构的文章写不出来。他的作品都是以身边真实的故事为题材,细心修改而成。他是个非常有骨气的人,也是一个崇尚人伦道德的人,这在他的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出。故土家园、亲情友情是他生命中难舍的情结,出生地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,“赣南”“大富村”常常出现在他的诗文里。父亲、母亲、妹妹,这些与之相依为命的角色进入他的诗歌,温暖中透着感伤。王承东晚上加班回来后趴在铁架床上,透着昏暗的灯光写诗歌。可以想象,工厂视时间为金钱,一分一秒都不放过,进入车间就失去了人身自由,整天对着流水线作业,根本容不得工人停下来休息片刻……在如此艰难的境遇下,王承东能找到灵感,写出大量文章真不简单。在《打工,一个流泪的词》一诗中,他为广大打工朋友发出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呐喊:“打工时代,我与金钱无缘/我从未握过成功的手/南方赐予我的只是沧桑与辛酸/和一种叫“神经官能症”的疾患/打工7年,我蜕变7次,遍体鳞伤/我的骨节深处依然纯朴如初/灵魂却陌生了自己。”由于工厂没有提供住宿,王承东租住在珠海最偏僻的角落里,周围可以听到蛙叫,夜半枕着蟋蟀的歌声入眠。在繁华的特区,一个不起眼的广昌村里,他静静地写着自己喜欢的文字。他在诗歌《出租房》中写道:“人蛇混杂的城中村/出租房像姿色各异的女人/在房东的掌控下待价而沽/空虚的出租房/寂寞的出租房/有嬉笑充斥/有泪水流淌/透风的窗,漏雨的房顶/床上铺着一个淋湿的梦。”城中村是城市的卫生死角。在王承东的眼中,出租房像姿色各异的女人,在房东的掌控下待价而沽。“出租房”“姿色各异的女人”,这些存在于城中村的角色,已经深入人心,让人们无法遗忘。在诗意的广昌村,这些角色自然而然地进入王承东的诗歌作品,定格在诗歌空间里,成为可追溯的历史足迹。

可谓“生活处处有打工诗歌”。中山诗人王近零的诗歌素材取自现实生活,又回馈给广大读者的是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深邃的思想。这彰显了诗人的社会责任,更是诗人通过观察、率真的认识与大胆的剖析,在诗句之外,呈现出诗人高尚的品性与人格力量。王近零的诗歌《阳光、妓女、瓜子壳》《路边的烧烤档》等作品,虽说平铺直叙略显平白无味,但这些作品凝聚了诗人的智慧,其内涵丰富,一首首都是闪光之作。也可以说,诗歌的确需要有智慧的读者去品读,而不像小小说、段子那样一眼扫过让人一笑而过,结果除了娱樂一下,什么深刻的东西也没留下。

这种现象应当引起诗人的警惕,社会需要进步,人类需要向上的力量,所以不能没有诗歌,不能没有具有先进思想的素材。

四、精神的时代性

在打工诗歌的文本载体上,其精神、思想均隐含了时代性。东莞打工诗人郑小琼在《抓住》一诗中这样写道:“它抓住我的青春,一张小小的工卡/它抓住我的头发,一条长长的流水线/它抓住我的影子,一幢不说话的厂房/它抓住我的肉体,一台不说话的机器。”又如,东莞打工诗人黄吉文《南方之疼》一诗写道:“这是一个灰头土脸的城市/到处都有烟尘可疑的气味/到处都有通俗读物裸露的封面/船歌与桨声已经很远/内心的岚雾浓过花香/我是一方静立的水域/只有忧伤的鸣禽可以飞抵”;珠海诗人兰语《在穿越黑夜的火车上》一诗中,开头就为整首诗布好场景:“此刻,我坐在飞驰的火车上/脸颊贴着微凉的玻璃/听任琴声流进耳朵,触及/旧年的歌谣和风雪/顺着身体的经络,衍生低度的忧伤/挽不住的山水,一直在倒退/只余下我的目光,温暖而湿润。”诗人在火车上,脸颊贴着玻璃,望着窗外不断后退的景色,思绪无边无际。这是开场白,像一幕短剧一样,一开始就将读者吸引住。诗人用这种“忧伤”的叙述成功地表现了一种心情或情绪。

朱光潜在《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》一文中说:“文学是人格的流露。一个文人先须是一个人,须有学问和经验所逐渐铸就的丰富的精神生活。有了这个基础,他让所见所闻所感所触借文字很本色地流露出来,不装腔,不作势,水到渠成,他就成就了他的独到的风格,世间也只有这种文字才算是上品文字。”“文学是人格的流露”,在每一个特定的年代,都具有其特色,如广州诗人越野的《冷,下雨》一诗,其经过诗人特殊心理程序的“转换知觉”,浓缩成脍炙人口的诗句。所提及的“转换知觉”,出自《诗歌意象学》一书:诗人并不都是凭着直觉直接感受过后意象进行创作,但那些听觉的、味觉的、嗅觉的、触觉的意象,在创作中一定是经过一种特殊的心理程序的——转换知觉。例如,《冷,下雨》中“而比这天气更冷的/正走在讨薪的路上/他们前行的身影”这几句诗,写到比天气更冷的是“身影”,这就增加了诗歌现场感,不仅让人想到那些奔波劳累的身影多么无助,又让人联想到那些企业老板狡猾与野蛮的模样。事实上,诗歌是反映时代精神面貌的需要,也是自身发展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的需要。作为读者,痛恨是肯定的。此时,诗歌《冷,下雨》正步入高潮,“可我们默默的注视有什么用/我们沉默的呐喊淹没在冷风细雨里”。这时诗歌的意境到达了顶峰,“注视”出自于每个人做人的善良,但没有用处,因为“我们沉默的呐喊淹没在冷风细雨里/他们是听不到的”。“他们”指谁呢?是指讨薪者,还是政府官员,抑或是企业老板呢?诗中没有答案,也没有必要指向谁。这样写法产生的阅读效果,正是诗人所希望达到的。

精神具有时代性,作为面对千千万万打工者的“打工诗歌”,其在不同年代担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,同时也蕴含一定的文化内涵。诗歌中的身位感与打工诗歌的现场构成互文联系。每一个诗人、每一首打工诗歌,都会记载着打工的现场、打工的思想和打工的愿景。打工诗人步缘认为,打工诗歌来自生活现场,是对打工者生活最直接的记录,具有真实的穿透力。它是中国农民工的心灵史与精神史,具有社会学标本意义。

五、结语

真实是打工诗歌的生命,也是作者和读者的桥梁。“打工诗歌”讲述的是一种文学精神,虽不能直接创造经济利益,但它能从身体出发,给予人类的思想,能够促使人的头脑对社会生活的人和事进行深层次思考,并从中获取新的思想,促使人们正确地参与社会实践,并成为“时代的痕迹”。

(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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